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:让教育改写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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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
2019-09-15 17:00

  对王家骥来说,找到一份薪酬很高的职业并不是难事,但他有些犹豫,因为“希望从事一份更有价值感的工作”。

  一天,王家骥去清华大学找同学,无意间赶上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(以下简称“建华”)举办的一场宣讲会,做压轴演讲的是校长李金初。

  就是这个演讲,改变了王家骥的抉择。“第一次发现,还有这样完全不一样的学校。”当年的高考经历,让王家骥“痛恨”学校,但这所学校让他很向往。

  无独有偶,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唐瑞鹤,也是听了这场宣讲会,坚定地选择到建华做中学教师。在建华,有类似经历的教师还有许多。

  到底是什么原因,让这些高学历的人才甘愿到中学任教?这里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教育实践,让他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?

  在初一(2)班,教师杨丹一上课,先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:“果蝇有多少只眼睛?”学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。杨丹不置可否,请出一个3人研究小组做汇报。3个学生已经通过实验,从虫卵到成虫,对果蝇做了12天的生长观察。

  这,不就是生物课嘛,别急着下结论。课堂上很快有了新问题:用显微镜观察果蝇,要先将它麻醉,用什么方法呢?学生们经过讨论,认为用二氧化碳麻醉最安全,于是准备制取二氧化碳。

  噢,是化学课吧,好像也不是。怎样制取二氧化碳呢?学生们列举了许多方法,有化学的,也有物理的、生物的。接下来,学生们用化学方法制取二氧化碳,又用物理方法进行了验证,顺利麻醉了果蝇,观察到果蝇美丽的复眼。

  “这是建华自主设计开发的科学课。”课后,负责七年制中学的赵晓梅主任告诉记者,“科学课综合了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及自然地理等学科知识。”

  在建华,李金初提出了“人生中心教育”,主张“教育为实现美好人生服务”。基于这一理论,学校对传统的学制、课程、教材及学习方式进行彻底改造。依据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,学校将学制调整为小学五年、初中三年、高中四年。

  与学制改革同步,学校开始了七年制中学课程体系的构建。用李金初的话说,这是“一次全方位的课程创新革命”。最具创新性的课程,就是科学课和社会课。

  记者听了一节社会课,同样上得很“天马行空”。在初二(1)班,教师董晶讲的是“两极格局的形成”。课堂上,围绕“两极格局是必然的吗”、“美苏何以成为超级大国”、“美苏在哪些区域展开争夺”等问题,学生们小组合作、自主探究,研究历史源流,比较政治制度,分析地理环境……

  从单一的学科课程,到全面的、综合的、活动式课程的转变,正是人生中心教育课程在结构上的一大特点。

  这样的课程、这样的学习方式,学生很喜欢。“知识学习是附着于解决问题的实际要求的,无需死记硬背,学到的知识更鲜活、更牢固。”赵晓梅说。

  教师陶伟还记得,两年前,他一到建华,就被安排教科学课。“起初不明白,后来才知道,就是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,全由我一个人教,顿时觉得很崩溃。”

  如今,陶伟逐渐在教学上变得得心应手,但要上好每节课,仍是不小的挑战。每一次课他都要围绕一个主题,把不同学科的知识都融进去。比如,他会从宇宙大爆炸讲起,给学生讲万有引力,讲元素的聚合,讲生物的演变。“这样上课,比过去做科学研究难度还大。”陶伟笑称。

  在建华的七年制中学,集聚了一批高学历教师,近一半教师具有博士学历。“这不是大材小用吗?”有人很不理解。

  但实际上,引进高学历人才,既与学校承担的特殊使命与任务有关,也与李金初对这所学校的定位有关。

  在七年制中学,学生上课用的教材都是教师们自编的,包括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科学、社会。准确地说,这些教材都不是“教材”,而是被称为“读本”。“使用读本意味着,教学是从学开始,从读开始。”李金初说。

  这同时也意味着,一套读本的诞生,从课程目标、课程结构,到内容甄选、呈现方式,一系列原创性工作都考验着教师们的专业素养。

  读本编好了,怎样用好读本,让所有的课都有创造性?李金初告诉教师们,读本不是唯一,应通过师生的自主、能动和创造,生成更多、更丰富的课程资源。

  更重要的是,只有这样的教师,才能支撑起李金初对这所学校的期待。“建华应成为‘培养-研究型’学校,在实现培养功能的同时,承担更多的研究功能。”李金初说。在他的蓝图里,建华是“人生中心教育”的母体,要从学制、课程、资源到方法,创造出一套可推广的成熟经验,催生出更多的人生中心教育学校。

  原本已决定留在中科院工作的陶伟,从未想过要去做中学教师,但两年前偶然参观了建华,回家后失眠了。

  陶伟一直记得李金初说的一句话:“建华的教师学问要全面,地上的全知道,天上的知道一半。这样,学生的知识面才宽,兴趣点才多,将来才有更多的人生选择。”

  这句话说到了陶伟心里。在中科院研究空间物理的他深感:“与其一个人孤军奋斗,不如从中学做起,培养一批‘学霸’,让他们将来有志于科研。”

  如今回想起来,陶伟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,特别是无意间发现自己某句话竟然对学生有影响时,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  刚做了一年班主任的唐瑞鹤,已经与学生其乐融融。与教学相比,唐瑞鹤更喜欢做班主任。用她的话说,“班级是教育矛盾的集中地”,最能锻炼人。她把过去做科研的经验用于班级管理,“就像做实验一样,先控制其他变量,找出影响最大的参数”。

  从育人工作中,唐瑞鹤开始体验到教育的幸福感。她说:“我希望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,让他们若干年以后还能记起我,这样的工作才有意义。”

  在来建华前,王金姣对自己颇有信心。她学的是数学教育,硕士期间面对几百人上课,都能讲得头头是道。

  可是,到建华后的第一节示范课,她就有点“找不着北”。她精心设计好了教案,刚讲了个开头,就被师傅叫停:“你要尽可能少讲,让学生大胆去说。”

  看似简单的要求,做起来挺难。看着学生问一堆不相干的问题,课堂既不精彩,也不高效,王金姣心里干着急,觉得有劲使不出来。

  但慢慢地,王金姣发现,虽然起初教学进度很慢,但一段时间后,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变强了,表达能力提高了。

  不过,有时候,学生们也意外地发现,老师们不是有问必答。他们会说:“哎呀,你的这个问题太特别了,我也不知道,咱们一起研究吧。”

  提问,原本是孩子的权利,却常常被成人忽略了。殊不知,这样一些小小的细节,学生们特别在乎。从教师的态度中,他们获得的是满满的成长正能量。

  在建华的七年制中学,一个初三学生要离开了,临别前给班主任写信,无比眷恋地说:“学过的知识都将淡忘,但永远忘不了的,是和大家到广阔世界里学习的日子。”

  学生信里所说的,是建华的非学校空间课程。这些空间课程的生成,是人生中心教育的一项创造性成果。

  “人生的边界,就是课程的边界”,是李金初人生中心教育的一个基本论断。据此,他提出了“全课程”构想。“课程应覆盖学生的全部人生空间,不仅仅是学校空间,还包括心理空间,学校以外的社会空间、自然空间。”

  每年初一新生入学,最先接触到的就是社会空间课程。9月1日清晨,全体新生来到广场,一起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。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一项以红色之旅为主题的社会空间课程拉开序幕。

  随即,10月份,初一学生集体乘车奔赴革命圣地井冈山。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,学生们参观朱毛故居、黄洋界、井冈山烈士纪念碑、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……这一场红色之旅,贯穿着学生三年的初中生活:初一去井冈山、初二去延安、初三去西柏坡,初三毕业前夕,学生们再次到看升国旗。

  这样的社会实践,之所以被称为课程,缘于教育者一系列科学、细致的设计。每次出发前,学校都会给学生们开讲座,学生们也要做好出行的各种准备,参观回来,还要写论文、制作PPT、展示汇报。

  “每个小组要写一篇5000字的论文,觉得特别难!”学生李润泽对去井冈山的经历记忆犹新。有了这次锻炼,现在的他写一篇上万字的论文已不在话下。

  除了红色之旅,学校还有绿色之旅,即一年一次的自然空间课程,目的地是京郊的雾灵山。学生们分成小组,带着科研课题、各种科考用具,走进大山,或采集岩石标本,或考察植被分布,或测试土壤水质……

  只有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,教师们才会惊喜地发现学生的另一面:丢三落四的习惯没有了,爱挑食的毛病改了,说话轻声细语、彬彬有礼。

  也是在这样的活动中,教师们对课程有了深刻的理解。课程,不仅仅发生在教室或学校有限的空间里,只要善于创造、善于发现,课程无处不在。

  如今,在七年制中学,更多鲜活的空间课程被创造出来:公益服务、社会活动家、绿色使者、自然探秘……

  每年寒假,学生们都有一项特殊的寒假作业,也是学校的一门社会空间课程——行走中轴线。学生们走进古老的北京城,沿着首都的中轴线,研究故宫、景山、鼓楼、钟楼……

  “过去只觉得老建筑很美,现在才知道,兽脊、斗拱、飞檐,一砖一瓦都是文化。”马嘉成说。初一的寒假,他和几个伙伴商定,以钟鼓楼的制式和内部构造为课题,实地考察、走访居民、查阅资料,最后写出了一篇像模像样的研究论文。现在的他再经过这些古建筑,会不由得放慢脚步,从心底涌出无比的自豪。

  李金初一直设想,应该有一门直接为学生人生服务的课程,引导学生思考人生、辨别人生、选择人生、规划人生。

  “这门课就叫《人生》。”李金初说,“它应成为与人生中心教育关系最密切的课程,也是一门标志性核心价值课程。”有了它,人生中心教育的课程体系才臻于完美。

  既然这样,李金初决定自己先来上“下水课”。“作为一项新事物,除了逻辑上要能自圆其说,最有说服力的证明,就是你把它做出来,让大家看到它在实践中是可行的。”

  一年前,青年教师薛祥刚来到建华不久,被李金初叫到办公室:“我要给学生开一门《人生》课,你来给我做助教。”上课的对象,正是处在思想多变年龄的高一学生。

  《人生》课隔周一次,每次两课时,一年下来,李金初坚持给学生们讲了10次课。学生们很喜欢,薛祥却常常叫苦不迭:“校长的课没有固定的模式,每节课的上法都不一样,甚至连桌椅的摆放都有讲究。”怎样落实校长的要求,让他很伤脑筋。

  第一节课,李金初问学生,你们怎么理解人生?各自写下来。因为阅历有限,学生们的感悟很粗浅。李金初不作评价,请学生们看视频,是一段配乐诗朗诵——《生命列车》。看完视频,学生们陷入沉默。“现在你们是不是对人生有了新理解?”李金初问。当学生们再次提起笔,文字里不觉多了一些真诚、温度与厚重。

  第二节课,李金初请学生们读他的传记著作《平生只想办好一所学校》,读完后,学生们有许多疑问。于是,课堂变成了记者访谈,李金初是被访者,台下台上自由互动。

  第三节课,是关于李金初的自创性人生理论。“这么抽象的主题,校长总该多讲讲了吧。”薛祥想。出乎意料,李金初仍不多讲。课堂上,学生们围成三圈,在3位老师引领下,开展圆桌讨论。在平等、开放的氛围中,学生慢慢对于自创性人生的三个关键词——“自主、劳动、创造”有所领悟。

  学了自创性人生的理论,学生们便有了评判人生的工具。那年寒假,李金初和学生们一起编写了一本书——《百态人生》,他们选择了100位人物,有大人物,也有小角色,有正面的,也有反面的。这本书就成了《人生》课的教材。课堂上,他和学生一起臧否人物、品评人生,探讨什么是自创性人生。

  “我想,许多年后,在人生的一些重要关口,学生们会突然想起,中学时上过的《人生》课,看看自己是否走向美好人生。”薛祥说。